众所周知,蒋介石手里握着中统、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炒股配资平台查询,但这还不是全部。更早之前,康泽麾下的“别动总队”同样是一支实打实的特务武装——甚至在军统崛起之前,它几乎是蒋系手中唯一“带枪的特务队”。抗战后期,随着康泽失宠,这支队伍被改编为新编28师、29师并入第66军,作为远征军首批部队赴缅作战。自此,“别动总队”血腥镇压与特务活动的历史逐渐被埋没,鲜有人再提。
康泽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,摇身一变,由“大特务头子”自称“军事将领”。也正因为此,他被关押功德林期间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特务。为什么对“身份”如此较真?不是因为“将领”会被优待——功德林对战犯基本一视同仁——而是出于两点现实考量:
第一,特务意味着“作恶档案”更重。级别越高,历史问题越多,未来处理越严。功德林收押的军人通常要中将以上或在蒋系中地位显赫;而特务只要到上校(多为各区站长)就够格了——这批人昔日独霸一方、劣迹斑斑,进功德林几乎是“板上钉钉”。
展开剩余82%第二,在蒋军将领中,特务名声极差。戴笠死后军统被拆分,真正艰险的军事情报几乎无人愿干,剩下的更多是监控、钳制将领。淮海战役时,连一向与军统关系不坏的杜聿明都抱怨“没送来一份像样情报”。因此在功德林里,将领们对特务多是冷嘲热讽甚至公开斥责。沈醉、许远举、周养浩等保密局“大特务”便常遭孤立。康泽很清楚:一旦“特务”坐实,难免同样处境,于是百般强调自己是“将领”。
但从史实看,康泽确是大特务,而且在军统、中统成形之前,他的特务活动影响更大。
康泽出自黄埔三期,成绩优秀,被蒋介石选派赴苏学习。1927年归国时,蒋正被桂系逼下野。康泽仍表忠心,未投他门,蒋复出后便把他调入侍从室任少校参谋。康泽深知蒋“行动前必先造势”的脾性,于是编撰“政训”教材,层层下发部队,还用答题奖励的办法把“效忠蒋氏”的观念烙进士兵心里。蒋很满意,1929年蒋桂战争后,该师政训处名列前茅。1932年“复兴社”成立,康泽任宣传部长。
第四次“围剿”受挫后,蒋改用“堡垒战”:正规军清野封锁,外加一支“专门干脏活”的特务队。组建重任交到康泽手上,“别动总队”的雏形由此而来。人从哪儿来?他把被打散部队中大量失业的中下级军官收拢起来——这批人既懂作战又有一定指挥力,经过短训就能当骨干。很快,他组出3个大队、1400余人,随后扩编为“别动总队”,他任总队长,终于握到真兵权。
别动总队干什么?大致五类:
1)“恢复秩序”:接管被蒋军占领的苏区县乡,强推保甲制度;
2)“围剿游击”:便衣摸排、收集线索,逮着就“清剿”;
3)通信稽查:查邮检电,监控信件电话;
4)诱降策反:以利诱、威逼迫降;
5)内控监督:监视辖区军政单位,尤其“杂牌军”。
在中统、军统尚未体系化时,别动总队已兼具两者职能:既是刀,又是眼。这当然是特务活——康泽是“总管”,当然是“大特务”。
蒋对他极为器重,一度甚至动过“储君梯队”的念头。然随着蒋经国回国,康泽权柄被步步削弱。远征军组建时,他把别动总队改编为新编28师、29师编入第66军,希望“转身为功”。他甚至找何应钦自荐当66军军长,遭拒——“会特务不等于会带兵”。军长给了张轸。两支“新编师”初上印缅战场即溃散:英军在运输上卡脖子,国军被拆营分批上前线,增援迟缓,部队还未展开即被优势敌军各个击破。败因复杂,并非纯属“怯战”。
1945年10月,康泽以“考察英法美”为名被“放逐”出国,根源在于与蒋经国的权力冲突。1947年回国,翌年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,守襄阳。自知“不会打仗”,他请川军名将郭勋祺出山,又指望蒋承诺的“三个整编师”。但这些兵都归白崇禧系统,不买账——当年蒋桂恩怨犹在。好不容易勉强凑了三个旅。中野六纵一攻,白崇禧主张弃樊守襄以保要点,蒋却令“死守樊城”,结果刚撤出的164旅进退失据,被迅速击溃,襄阳随即告急。生死关头,康泽并未“成仁”,而是躲尸堆,被搜出就擒。平日口号喊得响,“不成功便成仁”,真到关头还是“怕死”占了上风。
被俘后,他最忧心的是苏区时期“别动总队”的血债。于是他在功德林死不认“特务”,硬拗“我是将领”,企图把特务罪行包装成“军事行为”以稀释责任——若此逻辑成立,功德林里一众将领都要被他“绑上车”。这番算盘,可谓居心险恶。事实是:别动总队虽非“明面编制”的特务机关,干的却全是特务活,他怎么也撇不掉这顶帽子。
刚进功德林时,他寡言拒学,被视作“学习落后分子”。但他有一手:能写。从被俘起便持续写回忆与自述。因他长期在蒋系中枢、知情甚多,材料颇有史料价值。彼时不少战犯还在抵触期,不愿说更不愿写,他趁势“以笔为盾”,把许多“锅”推给他人。即便如此,他对蒋心底仍存“愧疚式情感”,很少“痛骂旧主”。最终,事实、政策与人与人的诚意,慢慢松动他的心理防线,他从戒备怨怼走向配合改造,但“彻底转身”并不容易。
1959年首批特赦,功德林10人获释,并无他名;1960年迁入秦城后,他获准保外就医;第二、三批特赦仍无缘。直到1962年第四批,他才被特赦。是否“改造好”?从他1967年临终前的一句:“我有今天,全拜小蒋所赐。”可见端倪。话里怨忿小蒋,更透着对权势的眷恋——在他眼里,若非与蒋经国斗而失手,自己仍可能权倾一时。由此看,他的思想转变远未“根本性”。
回到开头的问题:康泽为何拼命撕掉“特务”标签?因为那顶帽子更重、更臭,也更难在同侪中立足。但历史不会因他一厢情愿而改写。“别动总队”曾做过什么,档案在,血迹在;他再怎么自称“将领”炒股配资平台查询,也无法从特务史里抽身。至于晚年的“不服气”,恰恰说明:人可以被现实推着换路,但要真正放下过往的权势幻梦,并不容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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