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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天,鲁迅的母亲忍不住质问儿媳朱安:“你一个女人,怎么还没有孩子呢?”朱安泪水涟涟,哽咽着回答:“您儿子都不碰我,我怎么可能生孩子?”母亲听后,只能无奈地摇头叹息。
鲁迅与朱安的婚姻,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错误。
1906年,远在日本的鲁迅忽然收到母亲的来信:“母病速归。”他匆忙启程回国,却在家门口看到母亲安然无恙地迎接自己。真相很快揭晓,这不过是母亲精心策划的一场“局”,为了让他回国结婚。无法拒绝母亲,鲁迅只得顺从,接受了这份“礼物”:与朱安成婚。
展开剩余80%那时,鲁迅27岁,朱安29岁。在当时,这样的年龄让朱安已算是“高龄待嫁”。实际上,她已经为这段婚姻等待了九年。
洞房夜并没有甜蜜与欢笑,只有深夜的哭泣。对朱安来说,丈夫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,两人几乎无话可说。对鲁迅而言,他本就抗拒这桩婚事,却被母亲“骗”来结婚,满腔的委屈让他在新婚之夜只能痛苦忍耐。次日,鲁迅脸上布满了蓝色印迹,据说是因为蓝色被子掉色所致。
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,鲁迅终于接受了现实:他只能把朱安当作母亲送来的礼物,好好“供养”,并做好陪伴她一生的准备。此后的几十年里,这段婚姻就像新婚夜一样充满哭泣:一个人想得到,另一个人想逃脱;一个努力改变,一个选择回避。
鲁迅在婚姻初期也尝试过努力。朱安家境尚可,但她是独女,相貌平平,二十岁仍未出嫁。鲁迅家境落败,母亲极力撮合这桩婚事,朱安性格温和,深得母亲喜爱。鲁迅曾想劝母亲取消婚约,但母亲顾及两家名誉和朱安感受,坚持成婚。鲁迅只好提出两点要求:一是放足,二是进学堂读书。然而朱安的回复却是脚已定型无法放足,进学堂更是不可能,这让鲁迅与朱安唯一接触的机会被彻底扼杀。
最终,两人直到朱安29岁才大婚。婚礼当天,朱安为了迎合鲁迅的喜好,穿上了一双大鞋,鞋里填满棉花,但还未落地便闹了笑话。鲁迅也被长辈逼着戴上假辫子筒帽,这让本就沉默的他更加冷峻。婚后三天,他便迫不及待地返回日本,只留下朱安独守空房,默默流泪。
三年后,鲁迅留学结束回国,本以为朱安的期待能稍稍实现,但他选择独居,与朱安交流极少。留家一个月后,他又到浙师学堂任教,之后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学校,对朱安依然冷淡。1912年,他又先后去南京和北京任教,直到1916年才回家一次。总之,从结婚到1919年,鲁迅总共回家不过三次。
1919年,鲁迅将母亲与朱安接到北京,朱安至少可以每天见到丈夫。然而,即使她尽心照顾丈夫和婆婆,鲁迅对她仍然冷漠。他病倒时,朱安细心熬粥、买喜欢的食物、安静守在院子里,但鲁迅始终保持距离,连换洗衣物都放在固定地方,减少与她接触。对鲁迅而言,能保证朱安衣食无忧,就是对她最大的“爱”。
朱安虽然得不到丈夫的爱情,但依旧心怀希望。直到1925年,鲁迅遇到小他17岁的许广平,书信往来中才让他真正体会到爱情。1929年许广平生下儿子周海婴,朱安反而为丈夫有了孩子而感到欣慰,觉得自己没有过错。
朱安也曾尝试改变自己:学体操、剪短发、努力向上爬,希望靠近鲁迅,但为时已晚。鲁迅曾建议她另寻良人,但她坚决回答:“我生是周家人,死是周家鬼。”既然不离开,鲁迅就承担起她后半生的安稳。随着鲁迅声名鹊起,朱安家境逐渐衰落,离婚的选择几乎不存在,她只能依靠丈夫的照顾。
鲁迅去世后,许广平继续资助朱安生活,直至她去世。曾有一段时间,朱安甚至因为经济困境不得不变卖鲁迅的藏书,但朋友们纷纷劝阻,她终于爆发:“你们总说鲁迅的遗物要保存,可我也是鲁迅的遗物,你们也要保存我啊!”这句话,道出了她几十年婚姻的辛酸与无奈。
朱安一生顺从,从未抱怨,即便独守空房几十年,也鲜少怨言。对她而言,鲁迅是责任,许广平是爱。她的悲剧,正是时代与婚姻制度共同造成的束缚。
从这段婚姻中,我们也能看到,无论何时,夫妻之间的同频很重要。若两人无法共同进步,沟通断裂,再努力维持的婚姻,也只能徒留遗憾。朱安一生绑架了鲁迅的爱情,而自己也被传统思想束缚。
今天,无论是朱安,还是现代人,在感情中都应保有自我。学会随时独立,勇于离开,让自己成为生活的主宰,才是最可靠的安全感。正如有人所说:我准备与你共度一生,也准备随时独立面对生活。只有这样,感情才能真正健康,人生才能坦然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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