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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天，鲁迅的母亲忍不住质问儿媳朱安：“你一个女人，怎么还没有孩子呢？”朱安泪水涟涟，哽咽着回答：“您儿子都不碰我，我怎么可能生孩子？”母亲听后，只能无奈地摇头叹息。
鲁迅与朱安的婚姻，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错误。
1906年，远在日本的鲁迅忽然收到母亲的来信：“母病速归。”他匆忙启程回国，却在家门口看到母亲安然无恙地迎接自己。真相很快揭晓，这不过是母亲精心策划的一场“局”，为了让他回国结婚。无法拒绝母亲，鲁迅只得顺从，接受了这份“礼物”：与朱安成婚。
展开剩余80%那时，鲁迅27岁，朱安29岁。在当时，这样的年龄让朱安已算是“高龄待嫁”。实际上，她已经为这段婚姻等待了九年。
洞房夜并没有甜蜜与欢笑，只有深夜的哭泣。对朱安来说，丈夫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，两人几乎无话可说。对鲁迅而言，他本就抗拒这桩婚事，却被母亲“骗”来结婚，满腔的委屈让他在新婚之夜只能痛苦忍耐。次日，鲁迅脸上布满了蓝色印迹，据说是因为蓝色被子掉色所致。
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，鲁迅终于接受了现实：他只能把朱安当作母亲送来的礼物，好好“供养”，并做好陪伴她一生的准备。此后的几十年里，这段婚姻就像新婚夜一样充满哭泣：一个人想得到，另一个人想逃脱；一个努力改变，一个选择回避。
鲁迅在婚姻初期也尝试过努力。朱安家境尚可，但她是独女，相貌平平，二十岁仍未出嫁。鲁迅家境落败，母亲极力撮合这桩婚事，朱安性格温和，深得母亲喜爱。鲁迅曾想劝母亲取消婚约，但母亲顾及两家名誉和朱安感受，坚持成婚。鲁迅只好提出两点要求：一是放足，二是进学堂读书。然而朱安的回复却是脚已定型无法放足，进学堂更是不可能，这让鲁迅与朱安唯一接触的机会被彻底扼杀。
最终，两人直到朱安29岁才大婚。婚礼当天，朱安为了迎合鲁迅的喜好，穿上了一双大鞋，鞋里填满棉花，但还未落地便闹了笑话。鲁迅也被长辈逼着戴上假辫子筒帽，这让本就沉默的他更加冷峻。婚后三天，他便迫不及待地返回日本，只留下朱安独守空房，默默流泪。
三年后，鲁迅留学结束回国，本以为朱安的期待能稍稍实现，但他选择独居，与朱安交流极少。留家一个月后，他又到浙师学堂任教，之后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学校，对朱安依然冷淡。1912年，他又先后去南京和北京任教，直到1916年才回家一次。总之，从结婚到1919年，鲁迅总共回家不过三次。
1919年，鲁迅将母亲与朱安接到北京，朱安至少可以每天见到丈夫。然而，即使她尽心照顾丈夫和婆婆，鲁迅对她仍然冷漠。他病倒时，朱安细心熬粥、买喜欢的食物、安静守在院子里，但鲁迅始终保持距离，连换洗衣物都放在固定地方，减少与她接触。对鲁迅而言，能保证朱安衣食无忧，就是对她最大的“爱”。
朱安虽然得不到丈夫的爱情，但依旧心怀希望。直到1925年，鲁迅遇到小他17岁的许广平，书信往来中才让他真正体会到爱情。1929年许广平生下儿子周海婴，朱安反而为丈夫有了孩子而感到欣慰，觉得自己没有过错。
朱安也曾尝试改变自己：学体操、剪短发、努力向上爬，希望靠近鲁迅，但为时已晚。鲁迅曾建议她另寻良人，但她坚决回答：“我生是周家人，死是周家鬼。”既然不离开，鲁迅就承担起她后半生的安稳。随着鲁迅声名鹊起，朱安家境逐渐衰落，离婚的选择几乎不存在，她只能依靠丈夫的照顾。
鲁迅去世后，许广平继续资助朱安生活，直至她去世。曾有一段时间，朱安甚至因为经济困境不得不变卖鲁迅的藏书，但朋友们纷纷劝阻，她终于爆发：“你们总说鲁迅的遗物要保存，可我也是鲁迅的遗物，你们也要保存我啊！”这句话，道出了她几十年婚姻的辛酸与无奈。
朱安一生顺从，从未抱怨，即便独守空房几十年，也鲜少怨言。对她而言，鲁迅是责任，许广平是爱。她的悲剧，正是时代与婚姻制度共同造成的束缚。
从这段婚姻中，我们也能看到，无论何时，夫妻之间的同频很重要。若两人无法共同进步，沟通断裂，再努力维持的婚姻，也只能徒留遗憾。朱安一生绑架了鲁迅的爱情，而自己也被传统思想束缚。
今天，无论是朱安，还是现代人，在感情中都应保有自我。学会随时独立，勇于离开，让自己成为生活的主宰，才是最可靠的安全感。正如有人所说：我准备与你共度一生，也准备随时独立面对生活。只有这样，感情才能真正健康，人生才能坦然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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